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繁华落尽,锦灰三堆。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王世襄背后,留下一段段趣谈。
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他向记者讲述了王世襄作为一个时代文人的“独特性”。
为学:他的学问源于乐趣
记者: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您怎么看?
马未都:王世襄有他的独特性。他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们那一辈的人,出身好,家里有钱,对成就一个学者是比较有利的。但王世襄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里是独树一帜的,他出身豪门,但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对世俗民间杂七杂八的事都感兴趣。
我觉得,王世襄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他的很多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玩鸽子、驯鹰等,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物专家通常就限定在一个领域内,比如书画专家、陶瓷专家,但王世襄对这些都是通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这很重要。
记者:如何才能够玩成家?王世襄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马未都:王世襄是中国研究明清家具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在研究。但王世襄的研究比他们更为深刻和全面,他写成的《明式家具珍赏》虽然拖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版,但功力深厚,后来翻译成各国文字,对于明清家具在海外流传的影响比较大。
为人:他对生活非常豁达
记者: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马未都:上世纪80年代我就跟王老认识了,那时候我只有33岁,他当时70多岁了,应该是以祖孙辈而论,但只要谈得投机,他就不让我走,留我留到半夜,还要去给我炒一个菜。要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能吃又能做,做菜非常好吃和讲究。
王世襄的学问都在他的书里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翻开他的书,我就觉得实在吸取营养。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收藏的道路,也无不受到王世襄的影响。但王世襄对我最大的影响,仍然是他那种非常阳光的生活态度。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到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和考古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其藏:他的藏宝最终散尽
记者: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如何理解他的举动?
马未都: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2003年,他通过嘉德拍卖了他的许多宝贝。我也终于得以从中买回来几件,但是最贵的仍然没能买回来。我以前不敢奢望拥有王世襄的藏品,他卖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生前非常喜欢的那件犀皮漆盒,最后我买了回来,收藏在观复博物馆,我觉得他最终选择了“散”,这是他的豁达,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生平轶事
研物立志
京城第一大玩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虽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 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即使再“雕虫小技 ”,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专家,年高、资深,当然术业有专攻,很多专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又博的,却很难找到一个。他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现在很难再能够出像他这样的人。”
收藏成痴
全家挤在柜子里
王世襄在京城还有一个外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连自己的家具都没地方搁,老先生有时晚上睡觉只能睡在柜子里。
黄苗子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时便惊讶地发现,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 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和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进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
现在的收藏界与钱挂钩,非常浮躁,王世襄介入收藏却因为痴迷。是1945年以后,王世襄骑着车,东拾西捡买来的。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后面有个大架子。他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甚至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文人情怀
千金散尽剩一筐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1940年代。他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虽然王世襄已经远离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外厅那些家具都是王世襄当年所藏的。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记者 李培 实习生 吴敏 吴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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