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不容易长到九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家里穷，我不能去念书。这时，举家再次北迁，由昌五来到了宋站，开荒种地。爷爷先是租了十五垧地，后来又领着家人开了五垧荒田。为了发家致富，爷爷精打细算订了一条家规：无论大人小孩儿，能干活儿的，都得下地，挣的钱全部交给伙儿里(即家里)；孩子要上学，伙儿里不拿钱，衣服和口粮，伙儿里也不供给，全由小份子拿。爷爷所说的小份子钱，就是哥兄弟间的私房钱。我们没有什么小份子钱，只有妈妈出嫁时一点微薄的嫁妆。家里没有多余的钱，我只好下地干活儿。我原本身体就特别不好，饭量小，身体又单薄，干活儿总是没力气，不顶用。有一天，我和八叔抬着一百多斤重的粪筐上粪堆。由于我的力气小，个儿又矮，十分吃力，抬到半腰，不知是谁松了手，我俩就一起从四米多高的粪堆上摔了下来。八叔的胳膊摔断了，我当时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已躺在炕上，母亲在一旁擦眼泪。我不时恶心，还哇哇吐，脸和眼眶都摔青了，胳膊、腿都摔肿了，我在炕上一直躺了半个多月，才算恢复好重新下地了。妈妈看我这样，身子薄干不了农活儿，想要送我上学，日后学点本事谋生。就同父亲商量，想让父亲向爷爷通融一下，网开一面。父亲一听马上沉下脸说，他身为长子，不能带着破坏家规。妈妈看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把自己出嫁时的一对耳环卖掉，准备送我读书。

 谁知爷爷知道这事儿就把爸爸叫去：“听说胡站不种地了，要去念书，念书有什么用？一个庄稼人，不种地就得饿死。”接着，他又指着爸爸说：“再说，你这几年尽在外面干活儿，没向伙儿里交钱，这回你屋里卖嫁妆的钱你得交到伙儿里，胡站不能去念书。”爸爸见爷爷发了火，忙把卖耳环的钱如数上交。我上学的梦就这样破灭了，我和妈妈为此还大哭了好几场。

 我十岁那年，一位在哈尔滨师范学校读书的远房舅舅知道我很想念书，就托人捎来一些小学生课本和描红。在爷爷雇用的伙计里有一个我们叫他“小山东”的年轻人，他识文断字，还会吹箫。“小山东”经常教我认字、读课本、写字。每天收工后，别的孩子都去玩耍或已进入了梦乡，我却总是趴在炕上，看呀，写呀，描呀，越弄越有兴趣，有时都写到深夜。爷爷白天干活儿，晚上打更，他看到别的屋里都熄了灯，只有我们屋里的灯还亮着，就常站在屋外骂我们是“点灯熬油败家子”。有一天，他深夜看到我们屋里灯还未灭，就气冲冲地闯进来，刚要破口大骂，但看到我撅着屁股趴在炕上写描红，老人家被感化了。他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胡站，你点灯熬油靠心血，就这么喜欢这个？”我点了点头：“爷爷，我就是想念书，你就让我上学吧！”爷爷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下地之前，爷爷把爸爸叫去：“我看胡站这小子能有点出息，你把卖耳环的钱拿去让他念书吧，要不会把孩子熬坏的，识几个字也好，以后给家里记个账什么的。”

 道台小学在我们前屯，我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读完了初小四年级。妈妈知道我学业好，很高兴，总说你要是能考上优级，我再供你。在我准备全力以赴争考第二年的优级时，东北光复了，开始减租减息青苗运动。乡下的学校这时都关闭了，我不能继续读书，心里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