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晚报》“自然与人”版的编辑,结识全国各地的作者不在少数,但像于志学先生这样的作者,却是唯一。
记得2002年的某一天,编辑部来了一名年轻人,说要找“自然与人”生态版的编辑,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叫荣宏君,是冰雪画家于志学老师的学生。我接过话茬儿:“我们是文学作品版,主要刊登人与自然的故事。”年轻人忙说:“于志学老师是在东北长大的,他有许多人和动物的故事,是一般人不曾遇到的。”年轻人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们约定一起去于志学先生家走一趟。
一天傍晚,我们如约来到了于志学先生位于南城的家。听说我是《北京晚报》的编辑,特为他亲历的人与动物的故事来的,于先生立刻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们完全被于先生讲述的精彩故事所吸引,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于是和于先生约好,由于先生执笔,将他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写出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与广大读者共享。于先生欣然应允。接下来,我们又聊了一些关于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物的话题,当聊到可可西里的藏羚羊被盗猎者大批屠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森警和巡山队员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为保护藏羚羊与盗猎者进行殊死搏斗,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于先生既为盗猎者的行径气愤,又被森警和巡山队员的精神感动。他说:“我在北京也不能为森警和巡山队员们做什么,他们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我去为他们打气,为他们捐些款吧!”我们异口同声赞成于先生的提议。于是,我们决定来年走进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捐款。可是,于先生家人认为他年高体弱,很不放心,还是他的秘书卢平女士说已做好了相应药品和救护的准备,这才定下来。
2003年7月,我们跟随于志学先生走进了可可西里,开始了关注生命西部之行。乘飞机到西宁后,改乘火车去格尔木。列车穿越天山,窗外荒原上一簇簇的垫状驼绒藜和远处的皑皑雪山,使人真正感受到了青藏高原的气息。在格尔木火车站,我们受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才嘎局长和当地武警领导献上洁白哈达的热烈欢迎。
才嘎局长很重视于先生的来访,他为此特意把在单位工作的员工和巡山队员们集合起来欢迎,还展出了他们缴获的一堆堆盗猎工具、枪支、物品和汽车。尤其是堆到库房天花板的藏羚羊皮以及野牦牛的头骨,让人触目惊心,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藏羚羊从150万头急剧下降到不足2万头”的悲惨含意。当于先生郑重地把捐款和自己描绘藏羚羊的作品交到才嘎局长手中,才嘎局长回赠他藏羚羊雕像时,欢迎会气氛达到了高潮。
捐助活动结束后,于先生不顾大家的一致反对,坚持要上海拔近5000米的昆仑山,去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看看他心中的藏羚羊和大雪山。大家拗不过他,只好同意。等我们终于上了昆仑山,参观了几个保护站和看了野生藏羚羊回格尔木后,我才知道于先生是吃着药吸着氧坚持下来的,大家很佩服他的执著。
这次活动,于先生一路参观了日月山、唐蕃古道、倒淌河、青海湖、西海郡遗址、金莲川草原、塔尔寺等地。回到北京后,有关此次西部行的三篇报道,连载于《北京晚报》“自然与人”生态版上,很受读者欢迎。
2004年5月,人老心不老的于先生告诉我,他要去新疆采风,特别强调说他此次计划中还有考察塔里木河胡杨林和罗布泊生态状况的活动,于先生的话吸引了我,决定跟随于先生再次走进西部。
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东西文明交汇冲撞带,新疆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它的每个地理、人文元素都十分独特,丰富多彩,让人眼花缭乱。由于没有了高原缺氧的困扰,虽然天气炎热,我觉得于先生比在青藏高原时活跃。一幅幅生动画面使他一次次打开那个大速写本,用笔和心汲取着这块热土上的一切养分:火焰山、葡萄沟、坎儿井、高昌故城、铁门关、博斯腾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哈萨克毡包、天山天池、中国一号冰川、柴达木沙漠和察尔罕盐湖、托拉海河 我觉得真正让他眼睛一亮的恐怕还是沿塔里木河行所见。我们在路边无意中发现了一户罗布泊人母子俩带着羊圈的小木屋。罗布泊干了,他们只好在塔河边以牧羊为生。最绝的是,他们的羊圈旁竟保留着一只罗布泊人特有的胡杨独木舟。这是罗布泊人不久前还曾以打鱼为生的历史见证。它没被遗弃或当柴烧毁,却被主人从上百里外带到了这里,说明它既承载着对往昔美好时光的一份挂念,又寄托了一丝幻想:有朝一日,它有没有可能又轻轻漂浮在罗布泊上,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再就是孔雀河畔一位百岁维吾尔族老人和他和睦的一家。于先生在这两处都停留了许久。这些人与自然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原生态景观最能打动他。塔里木河畔的胡杨林令于先生极为震撼。由于多年干旱缺水,大批胡杨已经死亡,幸存者仍顽强地生长着。生命是怎样与死亡抗争的,看看它们 无论是已死还是活着的,就知道了。那伸向苍天的枯枝,有如一双双高高举起的干瘦手臂。它们好像在悲痛呼救,又像在愤怒质问:“是谁?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生存环境,让我们活活枯死?”我看到,于先生在胡杨林中徘徊许久,不忍离去。他既赞叹它们的动人造型,又痛心它们的枯萎死亡。我们在罗布泊看到,曾经壮丽的米兰古城,现只剩一片废墟。守望这片荒野的管理员告诉我们,在这地下不到半米深的地方,就是四千亩阡陌相连、沟渠纵横的肥沃农田。可是没有了水,就变成了一望无际几乎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这使于先生对水与动植物之间的生死关系大为感慨。
2007年9月,在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离开世代游猎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迁移根河4周年之际,我和于志学先生一起踏上了这片土地,拜访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的女酋长,也是他当年的房东玛丽亚索老人,了解鄂温克人目前的状况和当地生态。拜访结束后,于先生感慨地说:“无论从生态保护、民族发展进步,还是从鄂温克下一代的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来看,生态移民都是今后鄂温克民族的发展方向,是大趋势。”
10年来,于志学先生为《北京晚报》撰写了几万字的文章,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情节曲折,而且所有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在他朴实的文笔中,我们看到一个向苦难和厄运挑战,顽强向上拼搏的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和人格魅力。今天我将于志学先生的文章编辑成书,既是应读者要求,也是想以这样一位从自然中走来的艺术家的苦难生活、童年往事、对自然母亲的关注等人生经历,来激励更多的朋友热爱艺术和投身于保护动物、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陈玉珍
201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