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在《对纪念故画家黄宾虹先生百年诞辰及编印画册事意见》中说：“黄氏不仅为吾国现代杰出之山水画家，且为康熙以后数百年来有数之大家。不仅在绘画理论、技法、画家史料方面，多所著述，且于古文字之考证，亦多发明”。又在致友人函中说黄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宗，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傅雷之赞颂、揄扬黄宾虹，不只因为黄宾虹的艺术成就，更在“欲望学术昌明”。昌明什么？
世唯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尊严，亦惟此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
史之名家固无一非稔知艺术源流与技术精义者，此其作品之所以不失其时代意识，所以在历史上必有为承前启后之关键也。
对黄宾虹的实践和画学理论的研究，绝不能“作为中国画学转型过程非普遍意义上的存在”而仅仅定位于“富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个案。何谓“转型”？如何转，转出什么样的“型”，既没有人说得清，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时髦词语。诚如傅雷1933年就说过的：“艺术应当预言，应当暗示。但预言什么？暗示什么？此刻还谈不到。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先把自己在‘人类的热情’的洪炉磨炼过后，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之后，再来说往左或往右去，决不太迟。”中国画的艺术体制，本来是开放的，无可无不可；何况每个艺术家“各道其道”，都是“特殊”。黄宾虹其人其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黄宾虹”的意义却是普遍的。未有“特殊”，何来“普遍”意义？普遍意义就是上面傅雷先生的两段话。
黄宾虹是一位“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傅雷先生说自己“不知举扬为何物”，“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位置”，“惟见有真正好书好画，则低徊颂赞，惟恐不至，心有所感，情不自禁。”他初见黄宾虹峨嵋山写生，心中一直“未尝去怀”，又常在宾翁女弟子顾飞处，“获画论高见，尤为心折”。1943年经顾飞介绍互通书信，得青城山册页，“感奋莫名”，随即“怂恿”且一手代办八秩纪念画展，“破戒”为作说明，撰《观画答客问》，以及后来推介于中外友人，心仪宾翁，揄扬宾翁艺术，尽心尽力。黄宾虹则视傅雷为“平生一大知己。”两人的学术交谊，中国画史亦不多见。
傅、黄的交谊，基于相互之了解和理解，盖有相同的志趣、相同的感慨。黄宾虹《论中国艺术之将来》中说：
傅雷1931年回国后，也有慨于艺术界“趋时守旧之途虽殊，昧于历史因果，缺乏研究精神，”欲“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
下引他对黄宾虹的认知，所谓“惺惺自古惜惺惺”，正可反观傅雷：
……为学亦无所不窥，而于绘画理论、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或进一步发挥前人学说，或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态度严谨，一以探求真理为依据，从无入主出奴之见羼杂其间。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
造化弄人，时势反复，读之令人太息。
傅雷先生以翻译文学名著享誉，人格力量亦已深入人心，而他关于“艺术良心”的吁求和批评，当今浮夸虚誉、太多自欺欺人的年代，尤其需要提倡。
所谓“艺术良心”，或可用“真诚纯粹”四字概之。
傅雷说自己“较真”，是“过于认真与做一事就负起责任来的脾气”，“假如敷衍，又时刻存在着犯罪感”。翻译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一本书上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改的功夫比初译功夫花得更多”，1953年重译《克里斯朵夫》，将全新的特别精装本，“除留一部作样本外，其余一并烧毁”，以不留原译之错的“污点”。
对大他40余岁的黄宾虹，1954年4月28函：“……惟小册纯用粗线，不见物象，似近于欧西立体、野兽二派，不知公意想中又在追求何等境界。鄙见中外艺术巨匠毕生均在精益求精，不甘自限，先生自亦不在例外……”次日又去信谓：“此次尊寄画件，数量甚多，前二日事冗，未及细看，倾又全部拜观一过，始觉中型册页内尚有极精品……至国内晚近学者，徒袭八大、石涛之皮相，以潦草乱涂即为简笔，以粗犷为雄健，以不似为藏拙，斯不独厚诬古人，亦且为艺术界败类。”有委婉的批评，有自责。1962年对《黄宾虹年谱》一稿的意见：“宾翁平生作画无虑万数，其中何为杰构，何谓能品，何为练习，何为早年未成熟之作，现未有人研究肯定……似应避免‘大书特书’”,就事论事，态度严谨。
他批评艺术家“轻视艺术”，“缺乏做事的责任心”；厌恶“情面”、“捧场”的风气“窜入艺术界”；
“一个人弄艺术，非真实忠诚不可”；
“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苦钻研”；
“……那些画院派仍是继续地摹古拟古，一般把绘画当作消闲的画家，个个自命为诗人与哲学家，而其作品，只是老老实实地平凡而已”，“……经过了玄妙高迈的艺术光耀着的往昔，如今反而固执地追求西方已经厌倦、正要唾弃的‘物质’：这是何等可悲的事”；
……
责任与执着，失望与期待，古道热肠，“严冷的背后是热情，原则的背后是恕道”，傅聪先生说：“父亲自称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刚直、诚直、不虚与委蛇，不转弯抹角，不迎合趋附，不‘难得糊涂’。”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如果我们只把傅雷先生视为“狂狷”，当今不已难得了吗？
责任编辑：陈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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